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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


印发中山市信息管道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府〔2010〕4号


火炬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属各单位：
现将《中山市信息管道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贯彻实施。

中山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一月八日

中山市信息管道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信息管道集约化建设管理，营造通信事业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公路、高速公路、桥梁、隧道等范围内（以下统称“道路”）新建、改建、扩（补）建信息管道，以及对信息管道建设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信息管道”是指在道路上建设的用于敷设通信光（电）缆线路（含有线电视线路）的通道及其配套设施；新建管道是指随新建道路同步配套建设的信息管道；改建管道是指现状道路改造时同步改迁建设的信息管道；扩（补）建管道是指在现状道路上扩容建设或者未建设管道需增补新建的信息管道。
第四条 信息管道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管道建设管理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有偿使用”的原则，采用“联合统建”的方式建设。
第五条 市建设局是我市信息管道建设的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对信息管道集约化建设、维护及运营的管理工作。
市规划局负责信息管道专项规划编制、管道工程的规划审批、规划验线和规划验收。
市交通、公路、城管执法、物价等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协助实施本办法。
第六条 本市信息管道的集约化建设、维护及运营工作由经市政府依法批准的信息管道企业负责。从事信息管道集约化建设、维护及运营工作的企业（以下统称“信息管道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
（二）有相应的注册资本金和设施、设备；
（三）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四）有相应的信息管道建设和维护从业经历以及良好的业绩；
（五）有相应数量的技术、财务、经营等关键岗位人员；
（六）有切实可行的经营方案；
（七）其他条件。
第七条 信息管道企业在建设和维护信息管道工作中应履行下列责任：
（一）负责收集、汇总、协调、落实各管道需求单位在信息管道建设和维护方面的需求；
（二）保证信息管道工程的设计、报建、施工等环节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保证信息管道中有合理余量用于应急需要；
（四）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对价格和服务质量的监管；
（五）保证信息管道的容量及质量能够满足管道需求单位的需求。
第八条 《中山市信息管道专项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由市规划局负责牵头编制，信息管道建设必须严格按照《中山市信息管道专项规划》执行。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或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而需对《中山市信息管道专项规划》进行相应修编的，应按有关程序进行。
第九条 在新建道路内规划建设的信息管道，应与主体工程同步配套设计、建设。已开工的道路建设项目缺少信息管道规划设计的，应根据需求补充建设。
在已建成的道路内改建、扩（补）建信息管道的，应视道路的不同管辖主体，分别向市建设、交通、公路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手续；道路属于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的，应当征得省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属我市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公路（以下称“干线公路”），还应与干线公路业主单位签订相关协议，并由干线公路业主单位统筹报建。
第十条 信息管道施工图设计任务的承担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设计资质等级，设计内容和深度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第十一条 建设信息管道工程需横穿城市主干道、次干道、公路或高速公路等道路的，应采用顶管方式施工。除城市主干道、次干道以外的其他城市道路可根据现场情况采用开挖路面方式施工。
第十二条 信息管线工程施工结束后应恢复道路原状，道路质量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并视道路不同管辖主体，分别由市建设、交通、公路行政管理部门对道路的修复情况进行验收。
信息管道工程施工路段在施工结束恢复道路原状后一年内出现路面塌陷等质量问题的，信息管道企业应负责对道路进行修复。
第十三条 信息管道工程施工完成后，信息管道企业应向市规划局申请办理规划验收手续。未经规划验收或规划验收不合格的信息管道，不得投入使用。信息管道企业应在规划验收后6个月内向市规划局报送有关验收资料。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或扩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3年内，其他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不得开挖建设信息管道。同一路段5年内原则上只允许开挖一次建设信息管道。
第十五条 信息管道出现不可预见情况需要紧急抢修时，信息管道企业可在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后先行破路抢修，并在破路后一个工作日内按有关规定申请补办审批手续，申请补办手续时应向有关行政部门出具故障紧急状况说明及有关证据。
第十六条 信息管道需求单位可以通过购买、租借等方式获取管道的使用权。信息管道使用权的相关收费标准按物价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信息管道企业应在其建设的信息管道中预留一定的空间用于政府应急之需，预留空间不能满足应急需要的，市政府可采用临时征用的办法解决，信息管道企业和信息管道使用单位应予配合。
第十八条 信息管道企业应按照本办法以及与管道需求单位签订的协议履行义务，为管道需求单位提供符合标准的管道和服务，并保证合理安排好各项工程的施工进度，以满足管道需求单位的需求。
第十九条 信息管道及检查井等配套设施所选用的器材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使用不合格的产品。信息管道企业采用不合格产品的，信息管道使用单位可以要求信息管道企业更换合格产品。因信息管道企业采用不合格产品而造成信息管道使用单位损失的，信息管道企业应赔偿损失。
第二十条 信息管道使用单位在敷设、维护线路时，必须采用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不得影响其它用户的通信线路正常工作。因信息管道使用单位采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而造成信息管道企业或其他管道用户损失的，信息管道使用单位应承担责任并赔偿信息管道企业及其他管道用户损失。
第二十一条 信息管道使用单位应在其敷设的线路上标注有别于其他用户的清晰、持久的标志。
第二十二条 管道需求单位通过租赁方式获得管道使用权后1年内仍未使用信息管道且无正当理由的，信息管道企业有权终止已签订的管道使用租赁合同。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划、道路、交通、公路管理法律、法规进行信息管道建设的，由规划、建设、交通、公路、城管执法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造成通信线路损坏、导致通信业务中断等事故的，追究行为人的责任，造成损失的由行为人赔偿经济损失。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实施后，原则上不再对信息管道企业以外的企业批准建设信息管道建设项目，现状道路上已有的管道不能满足管道需求单位的需求的，管道需求单位可向其他单位租用已敷设的信息管道，已敷设的信息管道未能满足需求的，则可向信息管道企业提出建设要求，由信息管道企业按规划进行建设。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死刑复核程序之完善

蔡鸿铭


论文提要：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程序，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死刑复核程序制度的设计及被严格遵守，直接关系到死刑案件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死刑的准确适用和严格适用问题。然而，由于制度设计的疏漏，我国目前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程序在实践中的运行难以实现立法的初衷。本文试从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历史、现状着手，分析现有死刑复核程序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和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弊端，进而探索其出路。
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完善
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我国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坚持不废除死刑，但要从严控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 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体现是我国不仅在实体法上对死刑的适用进行限制，而且在程序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也做出了特别的规定，这就是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的一种特殊程序。 普通刑事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第二审裁判为终审裁判，一经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而死刑必须经过复核这一特别程序进行复审，只有经过复核并且核准的死刑判决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才能交付执行，这是二审终审的例外。
2002年在延安刑场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枪下留人”的董伟案，首次引起法学界人士对死刑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的讨论。董伟一案反映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化、形式化；而不久前发生的河北聂树斌“冤杀”案和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则进一步暴露了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
一、 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和现状
死刑复核程序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经过秦汉发展到北魏时期，死刑案件基本上由皇帝最后核定，到了隋朝，还设置了专门的机关，明清时期已形成了复核案件的秋审、朝审制度。死刑复核程序中最关键的是核准权（又称死刑复核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此问题上曾几次变化（详见下表）
相关法律、
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
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死缓案件 备注
1979年7月1日通过 刑事诉讼法 所有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1980年3月6日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80）人大常委会字第10号通知 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当处死刑的案件 在1980年内
1981年6月10日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核准问题的决定 反革命犯、
贪污犯 在1981年至1983年内
1983年9月2日修改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 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死刑的案件 必要时授权省高院行使
1983年9月7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高级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 反革命案件和贪污、受贿、走私、投机倒把、贩毒、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 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死刑的案件 解放军军事法院可行使
1991年6月6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云南省高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 云南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和涉外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除外
1993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广东省高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 广东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广东省高院一审判决和涉外的毒品死刑案件除外
1996年3月17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9-202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1997年3月14日 修改后的刑法第48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死刑案件除外
1997年9月26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高级法院和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 刑法分则第一、三、八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刑法分则第二、四、五、六（毒品除外）、七、十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解放军军事法院可以行使
以上死刑复核权的变化表明：第一，我国的死刑复核权一直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第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更多的是基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第三，不同类型犯罪的死刑核准权归属不同。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打击犯罪的及时，但与之相连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我国刑法对有些犯罪的定罪量刑规定的比较笼统，加之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审判人员的法律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不同地方死刑标准不同，使死刑复核程序防止错杀、减少偏差、保证公正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不利于有效地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也不利于实现定罪量刑的综合平衡。
由于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均为实践中多发、量大的犯罪，实际造成了我国判处死刑的案件，绝大多数由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并下发执行命令。从审级上讲，被授权核准死刑的法院，也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在审理中实际上是将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因此，对绝大多数死刑案件，死刑复核程序实质上被取消了。
二、 死刑复核程序在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作为中国司法救济程序组成部分的死刑复核程序，其设计的初衷在于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审判的错误和随意化，为犯罪人多提供一层的保护，以期达到对人类生命的珍重，与国际人权接轨。因为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在使得第一审法院的判决可以受到上级法院的两次司法审查，并使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能获得两次独立的司法救济，因此它们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仔细审视中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便会发现其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
（一）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单方控制，沿用书面秘密审核方式进行，缺乏透明度，有违公正的价值理念。
死刑复核程序不是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 条中规定了死刑复核的组织，而对于死刑复核的内容、方式、期限和复核后的处理并未作出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欠缺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实践中死刑复核一律采取不开庭的方式。首先，死刑复核程序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材料报送的过程。这种过程几乎是秘密的，控辩双方无从知晓，更无从介入。其次，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不开庭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无从表达意愿，对复核结果难以施加有效的影响。最后，与不开庭审理方式紧密相连的是程序的单方控制性，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主导着死刑复核程序的运行，而控辩双方只能被动等待裁决的结果，无法实施有效的制约和牵制，诉讼方特别是被告人期待通过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申辩的机会落空。
（二）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主动加以启动，与司法权的中立性相违背，难以保持司法权应有的公正形象。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由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在人民法院内部自行运作的对死刑案件的审查与控制程序。在未经过控辩双方申请的情况下，由司法主体自行对案件实施审查与复核活动。纵然死刑案件是一类特殊案件，司法权运作方为达到对其慎重处理的目的，对此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干预不能以牺牲司法权的特性为代价。死刑复核程序由于司法权的主动性而在一定程序上失去了诉讼的性质，在主动性的作用机制下，司法权可能会丧失中立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冷静与自律，容易怀有偏见，其裁决结论也难以获得控辩双方普遍认同，司法权存在于公众之中的公正形象也会失去。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置过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忽视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动摇了司法权的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的下放，客观上避免了案件的积压，缓解了最高法院的压力，使案件可以较为迅速得以审结，避免了诉讼的拖延，有助于及时惩罚犯罪。但在关注效率的同时，程序的正义和公正如何保障？适度追求效率，使当事人受到及时的审判，避免长时间的讼累，是司法现代化的体现，也是司法体制正常运作的必然要求。但是，提高诉讼效率毕竟不是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它只能是用以正确保障正义者以最高法律价值在审判过程及裁判结果中得以体现的工具。离开了对正义的追求，审判活动就不会具有任何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对效率的过分追求在损害正义之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必然导致司法的行政化倾向，动摇司法权的基础，导致对权利救济的弱化，丧失控制权力的功能。西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法谚：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是对于今天所谓的“快速正义”更应该保持警惕。司法实践中的“从重从快”，“从重”到了忽视明显疑点的程度，“从快”到了不给任何申告机会的程度，即使不算是草率，至少不能说是严谨。生命丧失而不可恢复，更显其珍贵；死刑是以法律与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体的生命，更应慎重。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正义的追求应压倒对效率的盲目推崇。
（四）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对程序内在价值的忽视和淡漠。
程序公正是指法律程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与实体公正所体现的“结果价值”不同，程序公正主要张扬的是一种程序价值，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评价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程序正义性所要求的品质，要看它是否使得那些受程序结果影响或左右的人受到应得的公正待遇，而不是看它是否产生好的结果。 客观公正的程序要求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果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要求法院必须以双方充分有效地参与的庭审为裁判基础。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区别” 。完善的程序确保对权利的救济和对权力的控制。但是反观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具备典型司法程序的特征，法院主动发动，单方控制，秘密操作使其更类似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复核处理程序，控辩双方均无法参与到程序中，被告人及其律师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对结果施加影响的几率几乎是零。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使公众对司法权的监督成为不可能，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以及司法权威的破坏和丧失。
三、 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和出路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涉及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它们两者并不统一。认识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但这个认识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是发展的、复杂的 。同样在刑事诉讼中，为求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客观真实，就必须按认识论的原则设计程序。因为如果连程序的公正性都无法得到保障，那实体公正的实现会遭到更大的质疑。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立正体现了这一原则要求。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提高了司法效率，但司法公正大打折扣。而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永恒之正义。“与程序公正性和结果公正性相比，程序经济性毕竟属于次一级的价值标准。” 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要求死刑复核程序规范化、科学化， 死刑核准权上收是尊重生命的必然选择，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分开始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如何完善死刑核准程序？笔者认为主要从完善立法、收回复核权、改进复核程序三方面着手。
（一）完善立法规定，解决立法冲突问题。
第一，要解决存在于复核权的立法冲突问题。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死刑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只有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核准权。《人民法院组织法》则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将部分案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这样《刑法》、《刑事诉讼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之间存在立法冲突。依据“新法优于旧法”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立法，修改1983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使之与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一致，从而“收缴”最高人民法院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尚方宝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就有充分的立法上的依据了。
第二，明确规定死刑复核范围。修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复核范围相互矛盾的规定。关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笔者认为避免立法上的矛盾，应考虑修改现行刑法，将现行刑法第48 条中“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予以去掉，使其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一致。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则可仍由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同时应该将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一致性的修改，在法条中予以明确规定以免理解上造成混乱。
（二）收回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目前中国死刑制度法治化进程中一个核心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死刑的核准权；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如何落实法律规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已经于2005年3月10宣布死刑核准权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迟迟不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主要理由是物质条件不具备，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人手不够，经费不足，难以行使全国范围内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人手和经费，而在于有关决策机构和领导人的眼光和韬略。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是统一的，死刑核准权是国家司法权的重中之重。在国家的和平发展时期，没有比杀人更重大的事情，因此，死刑核准权理所当然只能由中央司法机关直接行使。
国际人权法强调必须保障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有可判死刑之罪的人获得适当的法律协助以及只有根据主管法院的终审判决才能执行死刑。将死刑复核程序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应该是中国的死刑制度在程序方面与国际人权法接轨的必然要求 。
横看当今世界，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包括由地方立法机关决定死刑存废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最高司法机关也有对死刑运用的最终审查权，无论是英联邦还是美国都是如此。纵观中国千年历史，即使是经常滥用死刑的封建社会，死刑的最终决定权多数时期也由中央直接掌握，直至由皇帝亲自勾决。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不仅是实现死刑核准权统一行使和全国死刑适用标准一致的迫切需要，也是尊重人权、纠正死刑核准中违背《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然要求。我国已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是切实履行宪法的必然要求，从而避免我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中处于被动地位。死刑核准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更是它的职责，不能放弃，否则就是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