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４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５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正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
市、区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增加消防投入，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消防工作由市公安机关实施监督管理，并由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消防工作。
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应当按照本条例及有关规定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任何单位和成年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
居民委员会应当制定防火安全公约，协助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等部门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并就防火安全公约的执行情况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报告。
第六条 每年１１月９日为深圳消防日。
第二章 消防安全责任
第七条 市、区政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实施消防法律、法规；
（二）研究解决本行政区域内消防工作重大问题；
（三）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市民消防意识；
（四）建立处置火灾和特殊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机制，统一领导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
（五）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六）定期听取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汇报；
（七）督促有关部门和企业落实消防安全、安全生产责任；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议消防规划和消防安全方针政策，为市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二）定期对消防安全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并通报情况；
（三）督促重要部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落实本部门、本系统的消防安全工作；
（四）组织开展重大火灾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五）协调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执法检查和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六）审定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出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
（七）市政府确定的其他消防安全工作。
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由主管消防工作的副市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消防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主管副市长召集。
第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消防法律、法规，依法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查处消防违法行为；
（二）参与编制消防规划；
（三）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组织、指导消防演练；
（四）对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执勤、训练、救援、管理等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五）依法实施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验收、备案、抽查以及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六）拟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经消防安全委员会审定后，由公安机关报本级政府备案；
（七）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八）负责或者参与火灾事故调查；
（九）组织灭火救援并依照国家规定参加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街道办事处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指导居民委员会制定防火公约；
（二）定期对本辖区消防安全状况进行评估；
（三）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管理、培训消防安全大使；
（四）督促、协助有关单位建立专职消防队或者志愿消防队；
（五）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开展消防监督检查；
（六）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开展灭火救援工作；
（七）区政府交办的其他消防工作。
街道办事处可以委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本辖区消防工作进行评估，评估报告报区政府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第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履行下列职责：
（一）督促检查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和有关单位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制度，落实消防安全工作职责；
（二）按照本条例规定对消防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或者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查处；
（三）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火灾事故调查；
（四）按照职责范围对举报、投诉的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五）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公安派出所开展消防安全监督检查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公安机关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市、区政府规划和国土、交通运输、文体旅游、住房和建设、安全生产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一般火灾隐患应当及时督促整改；对发现的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第十三条 单位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实施；
（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三）对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并保存五年以上备查；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五）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并设置重点防火标志，定期组织防火检查，发现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立即整改，消除火灾隐患；
（六）对职工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有针对性地组织消防演练；
（七）保障消防安全管理经费；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责任。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全面负责。单位应当根据需要确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组织和落实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各项具体工作。
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接受消防安全管理培训。
第十四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城中村、旧工业区以及消防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区域的管理单位，除履行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外，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根据本单位消防安全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消防安全管理队伍，确定一名消防安全主任，组织实施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
（二）建立防火档案；
（三）开展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四）实行职工岗前消防安全培训；
（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和管理本单位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
（六）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七）将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本单位消防设施配备、维护情况，防火巡查情况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设置火灾报警远程监控系统，具体办法由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住宅区物业服务企业在管理范围内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一）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
（二）定期开展防火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发现消防违法行为的，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
（三）保障公共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四）管理、维护物业区域内的公共消防设施，保障消防器材以及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有效；
（五）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演练。
非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对管理范围内的公共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负责，但与物业业主另有约定的除外。
未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物业业主之间、物业业主与使用人之间应当签订社区防火协议，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履行相关义务。
第十六条 出租人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出租的建筑物符合消防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承担相应的消防安全责任；
（二）监督承租人不得擅自改变出租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结构；
（三）监督承租人安全使用出租建筑物及相关设施，发现存在火灾隐患的，及时整改或者督促承租人整改；发现承租人有消防违法行为的，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
第十七条 承租人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不得租赁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出租条件的建筑物，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租赁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消防安全责任；
（二）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功能和结构；
（三）发现火灾隐患应当及时消除或者通知出租人进行整改。
出租人和承租人发现另一方有不履行消防安全责任或者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且拒不改正的，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解除租赁合同。
第十八条 娱乐场所经营者除履行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外，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经营场所的室内装修、装饰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使用不燃、难燃材料；
（二）营业时必须确保经营场所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畅通无阻，不得将安全出口上锁、阻塞；
（三）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消防安全演练，培训全体员工掌握报告火警、使用灭火器材、疏散人员等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
（四）在营业时，不得超过额定人数；
（五）不得在经营场所内存放、使用烟花、爆竹以及其他易燃易爆危险品；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责任。
第十九条 公共交通经营者除履行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外，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
（二）定期对车辆的车门手动开关、灭火器、安全逃生锤等应急设施进行检查维护；
（三）定期对车辆电气线路进行检测，避免电气线路发热过度导致自燃；
（四）定期对司乘人员进行安全知识、逃生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司乘人员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车上安全设施、保护乘客安全疏散的能力；
（五）公共交通车辆发生火灾危险时，司乘人员应当立即组织、引导乘客疏散。
禁止消防安全设施配备不全的公共交通车辆上路载客。禁止在公共交通车辆上非法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第二十条 单位、个人可以委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提供消防安全技术服务。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章 火灾预防
第二十一条 市规划和国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制订本市消防规划，并依法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消防规划应当包含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监控网络、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消防战勤保障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依法需要审核验收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审核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
建设工程符合依法许可的消防设计要求，并按照国家有关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予以验收合格。
第二十三条 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适应城市发展需要，或者不符合国家规定配备标准，需要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的，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提出整改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实施。
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影响公共安全需要搬迁的，市、区政府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限期解决，消除安全隐患。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城中村既有建筑物的消防安全制定相应的具体消防技术规范。
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城中村、旧工业区、老城区消防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根据需要改造公共消防设施，配备必要的消防装备。
第二十五条 根据《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规定，可以确认产权或者临时使用的既有建筑物，依法应当办理而未办理消防备案或者审核验收手续的，在工程质量检验合格后，由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按照建筑物建造时的消防技术标准或者市政府制定的具体消防技术规范就现状进行消防安全评价，取得消防安全合格意见后，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发现前款规定的既有建筑物不符合市政府制定的具体消防技术规范要求的，应当责令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整改；无法整改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发出限制使用令，限制其使用功能。
设置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建筑物内的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应当依法取得消防行政许可。
第二十六条 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制定区、街道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责任制，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落实检查责任，开展消防演练。辖区内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及相关单位应当参加或者予以配合。
第二十七条 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可以委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消防安全评价，并出具消防安全评价报告，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第二十八条 消防自动控制系统操作人员应当接受消防安全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相应工作。消防自动控制系统操作人员的培训考核纳入职业技能鉴定范围。
第二十九条 娱乐场所、宾馆、饭店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就下列消防安全事项向社会作出承诺，并将承诺书张贴或者悬挂在场所出入口的显著位置：
（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畅通；
（二）消防设施保持完好有效；
（三）装修、装饰材料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使用不燃、难燃材料；
（四）发生火灾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组织、引导疏散。
鼓励前款规定的单位就其他消防安全事项向社会作出承诺。
第三十条 禁止在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和疏散通道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禁止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
第三十二条 鼓励、引导娱乐场所、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从事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第四章 消防宣传教育
第三十三条 市、区政府及其规划和国土、交通运输、教育、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文体旅游、安全生产、广播电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结合本行业工作特点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并纳入相关工作考核内容。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每年制定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计划，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每年安排工作人员到全市中小学讲授消防安全课，每所学校每年至少讲授一次。
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建立消防宣传开放站和消防安全示范点，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第三十五条 市、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和监督学校做好消防安全教育工作，并纳入工作考核范围。
第三十六条 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指导和监督企业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
第三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本单位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每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两个小时；培训记录至少保存两年。
国家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未列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下列单位，应当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演练或者应急疏散演练：
（一）国家机关对外办公场所；
（二）娱乐场所、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
（三）市政府规定的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前款所列单位组织消防演练的，应当提前三个工作日告知辖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有关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根据需要给予指导。
第三十九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开展下列消防安全教育工作：
（一）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教学内容；
（二）在开学初、寒假或者暑假前、学生军训期间，对学生普遍开展专题消防安全教育；
（三）结合不同课程实验课的特点和要求，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教育；
（四）组织学生到当地消防宣传开放站参观体验；
（五）每学年至少组织学生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
（六）对寄宿学生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用火、用电知识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采取适合幼儿特点的方式，对幼儿开展消防安全常识教育。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指导学校、学前教育机构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教学。
第四十条 公众聚集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利用场所内的广播、视频设备、宣传栏等形式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第四十一条 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应当面向社会进行消防宣传教育，按照有关规定安排一定时段或者一定版面免费刊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的消防公益广告。
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团体应当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等部门，加强消防宣传教育。
第四十二条 建立消防安全大使制度。消防安全大使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指导下开展下列活动：
（一）向公众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二）举报火灾隐患及消防违法行为；
（三）就本市消防安全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凡年满１４周岁、在本市居住的人员，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培训合格后，可以成为消防安全大使，由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市义工联合会联合颁发证书。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每年对消防安全大使进行一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其所在单位应当予以支持。
消防安全大使对本市消防安全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市义工联合会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消防安全大使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市义工联合会另行制定。
第五章 消防组织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第四十三条 市、区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并将其纳入防灾减灾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
政府建立的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履行下列职责：
（一）协助公安消防机构开展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二）开展消防法律、法规及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三）参与火灾扑救及其他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
第四十四条 除按照国家规定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的单位以外，城中村、旧工业区等重点区域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适合自身需要的专职消防队，承担本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
第四十五条 市、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
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队员经专业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四十六条 鼓励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的组建单位为消防队员购买因执行职务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四十七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主任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制并监督落实；
（二）督促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三）组织开展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检查；
（四）向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消防安全状况并提出改进意见；
（五）定期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状况。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主任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安全主任可以兼任消防安全主任。
第四十八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从事消防设施、产品维护和检测，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检测，消防安全评价，消防技术咨询和培训，火灾损失评估等消防技术服务，并对服务质量负责。
前款所涉及的业务材料，应当保存两年以上；对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应当长期保存。
第六章 灭火救援
第四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根据需要调动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参加火灾扑救和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火灾发生地的区政府应当对参加外单位火灾扑救的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所发生的物资损耗给予补偿；对相关人员工资、医疗费用给予补助；对火灾扑救中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奖励。
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队员参加火灾扑救工作时，与公安消防队员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十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扑救火灾和应急救援时，应当根据掌握的情况和现场需要，启动相应的灭火救援预案，合理调派灭火救援力量。
扑救火灾和应急救援工作需要其他部门协助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扑救有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火灾事故时，应当及时向市、区政府报告现场情况和处置结果。
第五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接到火警或者应急救援报警后，应当指令就近的消防队赶赴现场处理，接到指令的消防队应当在一分钟内登车出动，赶赴现场。
消防队到达火灾事故或者应急救援现场后，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救助遇险人员，扑救火灾，搜索现场，排除险情。
公安消防队出警后到达现场的时间要求由市公安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向社会作出承诺，并每年公布上年度实际执行情况。
第五十三条 灭火救援工作结束后，实施灭火救援的公安消防队应当及时制作接警出动报告和火灾扑救经过报告。
第五十四条 消防车辆在执行扑救火灾任务或者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过程中，对占用消防车道的车辆或者其他障碍物，情况紧急时，可以实施强制让道或者拆除。消防车辆所属的消防队应当书面告知受损车辆或者障碍物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
第五十五条 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市、区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或者责成相关单位和个人为受灾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医疗救助。
第七章 火灾事故调查
第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调查火灾原因和统计火灾损失。
火灾事故调查应当坚持及时、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
第五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确认火灾发生后，应当立即指派火灾调查人员开展火灾调查工作。
第五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火灾事故调查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移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调查：
（一）有放火嫌疑的，移送公安机关刑侦部门；
（二）车辆在道路上发生火灾事故的，移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三）因爆炸物品爆炸引起火灾事故的，移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
（四）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发生火灾事故的，由市、区政府组织或指定有关部门调查；
（五）电力设备、设施因故障引起自身燃烧未蔓延至其他物品的，移送电力主管部门；
（六）发生燃气火灾事故的，移送住房和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第五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有权根据火灾事故调查需要划定现场封闭范围，并可以进入现场及场所进行勘验和检查。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有权向火灾发生知情人询问情况，调取资料，扣押物品；有权向有关机关、组织查阅、复制相关文件、资料。
第六十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接到火灾报警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火灾事故认定；情况复杂、疑难的，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火灾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检验、鉴定时间不计入调查期限。
火灾事故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自作出之日起七日内送达当事人。
火灾事故认定书应当包含火灾事故基本情况和起火原因，并列明相关证据。
第六十一条 火灾事故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认定的火灾原因有异议的，可以自火灾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复核机构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其他有关当事人和原认定机构。
复核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核机构不予受理：
（一）非当事人提出的；
（二）超过复核申请期限的；
（三）已经复核并作出复核结论的；
（四）按照有关规定适用简易调查程序作出火灾事故认定的。
复核申请以一次为限。
复核机构应当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核结论，并在七日内送达申请人、其他有关当事人和原认定机构。
第六十二条 保险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委托的代理人在不妨碍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调查的情况下，可以对火灾造成的损失进行核查，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三条 火灾发生后，有关单位、个人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保护火灾现场。
火灾事故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有异议申请复核的，有关单位、个人应当保护火灾现场，直至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作出解除保护现场通知书时为止。
认为火灾有放火嫌疑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六十四条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就火灾事故情况形成专题报告报市政府。
第八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应当按照规定的职责范围履行消防监督检查职责，建立执法责任制。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可以进入现场，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第六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名，并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和经市、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人签发的检查令。
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应当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记载消防监督检查情况，并由被检查单位现场负责人或者陪同人员签名确认；被检查单位现场负责人或者陪同人员拒不签名的，应当在消防监督检查记录中注明。
第六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根据火灾发生的规律、特点并结合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等消防安全需要，按照规定组织监督抽查；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年至少监督检查一次。
第六十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接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依法受理、登记，并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实地核查：
（一）对举报或者投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以及擅自停用消防设施的，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核查；
（二）对举报、投诉本款第一项以外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在接到举报或者投诉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
核查后，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告知举报、投诉人；无法告知的，应当在受理登记中注明。
第六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建筑物、场所建造或者改造时的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对建筑物或者场所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建筑物、场所符合建造或者改造时的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但按照现行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存在火灾隐患确实需要改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安全改正建议书；对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七十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及时消除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应当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
（二）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灭火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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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我国，在离婚诉讼中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即对有争议的初次离婚诉请，人民法院一般判决不予离婚，判决生效６个月后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一般判决准予其离婚。此即所谓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产生有着现实的需求，系法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３２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的创造性运用，应承认其合法性。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合理性在于，离婚诉讼当事人借助该规则所制造的冷静期能够克服感情破裂的举证障碍，而法官则借助其降低判断当事人之间感情破裂的难度。
在我国离婚案件审判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当事人提出离婚，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准予离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超过法定期限（一般为６个月）后，当事人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一般准予其离婚。此即所谓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1]这一审判规则是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做法，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未作规定，学术界也缺少深入的探讨。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从社会实证角度对此规则进行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实务做法之总结：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创制
学术界早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离婚法的司法实践通常涉及法官进行现场调查并进行主动调解，以达到调解和好的目的。[2]易言之，法官应当尽力对夫妻双方进行调解，多数离婚案件应当在调解阶段终结。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起诉至人民法院的离婚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的以判决准予离婚的形式结束。其中，二次提起离婚诉讼才能实现离婚目的情形的不在少数。
有关司法统计数据表明，对于一审所审理的离婚纠纷，人民法院以判决形式结案的离婚纠纷数量在离婚纠纷数量中的占比（判决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上升趋势；而在以判决形式结案的离婚纠纷中，判决准予离婚与判决不予离婚的案件数量之差随着时间的变迁日益扩大：自１９９１年以来，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案件的数量开始超过调解和好的案件数量；在离婚纠纷诉讼中，判决准予离婚这一裁判形式越来越受到法官的青睐，而调解和好这一结案方式则日渐式微。[3]这表明，在离婚纠纷诉讼中，法官对于判决与调解的运用策略已经发生了学界尚未察觉到的深刻变化。
来自司法实务部门的调研结果进一步证实法官对于判决与调解运用的策略变化。严克新法官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审结的３０７件离婚案件统计分析后发现，对于初次起诉离婚而人民法院未判令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当事人再次起诉的案件所占比例较高，为２２．１４％，且第二次起诉后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其婚姻关系案件所占的比例亦极高，为８０．８８％。此种现象并非偶然，在各地基层人民法院普遍存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形成了离婚案件“二次诉讼”的现象和做法。[4]由于离婚诉讼中对“感情确已破裂”的举证困难，法官往往会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的规定来应对离婚诉讼中事实认定困难的尴尬。[5]人民法院的通常做法是，对于存在争议的离婚请求，主审法官会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者动员当事人撤诉，告知双方６个月后可以再行起诉，离婚诉讼当事人６个月后未和好再诉至人民法院的，法官会判决准予离婚。这种做法，“在不断地反复操作中成为基层人民法院离婚案件承办法官的一种默认规则。这个惯例，不但办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们了然于胸、遵行不背，很多当事人也似乎通过各种途径（如已经判决离婚的人、委托代理人甚至是法官本人）明白了其中奥妙”。[6]甚至有法官声称：“判维持夫妻关系，并不会形成错案。既然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就可以给当事人一次机会，若婚姻关系果真无法维系，当事人自然会再次起诉，到时再判离婚比较妥当。”[7]
综上所述，以往形成的“调解和好”式离婚纠纷诉讼开始发生变化，法官采用判决形式准予离婚的做法呈现出兴盛之势。而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人民法院形成了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二、法律的创造性适用：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合法性阐释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出现后即面临合法性的拷问。其合法性问题可以细化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法官是否具有创设此种规则的权力？其二，此种规则之创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诚然，学界对法官是否有权造法仍有争议。但不容否定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造法的现象早已存在。因此，讨论法官是否享有造法权力，还不如分析其造法的限度。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官造法所要争论的不应是是否允许的问题，而应是如何对其限制（或允许）的问题。法官造法的本质就是为当前案件创制一条裁判规范，就其限度而言，法官仍应在法律的限度内来创制法律。”[8]有鉴于此，对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合法性的阐释可以从规则创制的必要性、新创制规则与既有法律规则体系的协调性等方面来进行论证。
所谓规则创制的必要性，是指既有法律规则已经无法对法官所处理的案件提供必要的司法审判知识。一般而言，一项新的社会规则之所以出现，其原因不外乎两种：要么是既有规则无法实现有效的知识供给，要么是规则所调整的对象属于新产生的社会现象。就婚姻关系来说，结婚与离婚皆为正常的社会现象，自然也就不具有新现象的特征，因此新的社会规则的出现只能从既有的司法审判知识体系可能存在的不足来寻找原因。从司法实践来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产生的诱因在于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对离婚纠纷诉讼所供给的司法审判知识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进而言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出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采取离婚“限制主义”态度及关于离婚标准的规定模糊不清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立法持离婚“限制主义”态度。在“离婚限制主义”的影响下，《婚姻法》虽然承认缔结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均享有离婚请求权，但对离婚条件在标准上施加严格的限制。只有严格符合法律所确立的离婚标准，法官才允许当事人离婚。基于“离婚限制主义”立场，《婚姻法》第３２条第２、３款对必须准予离婚的情形采取例示的立法方式，在概括性标准“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之后明确列举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４种情形：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而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２年。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上述明确列举的４种情形应当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离婚情形。然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３０余年的离婚实践表明，《婚姻法》所明文规定的４种离婚理由（标准）与社会实践有明显落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全国１１区（县）共６ ２７９对离婚夫妻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导致中国城乡居民离婚的三大因素为性格志趣不同、家务矛盾、草率结婚；其中，前述三大因素所占比例高达７２％，而《婚姻法》第３２条规定的生活作风不良问题（“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所占比例尚未达到８％。[9]有学者对北京市、厦门市和哈尔滨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进行调研后发现，诉请离婚的主要理由与前述调查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性格不合仍然是离婚的主要原因。[10]而马忆南等学者对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１３个基层人民法院的调研发现，２００２年审理的２ ８８４起离婚案件中，原告以“性格不合，经常争吵，无法共同生活”为由请求离婚的共计１ ６０９起，占全部离婚案件的５５．８％；以“重婚或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遗弃家庭成员”为由诉请离婚的有５０１起，最终为人民法院所确认的仅有１１２起，仅占全部案件的３．８８％；此外，以“双方感情不和分居已达一定期限”请求离婚的为７３２起，也只占１／４。[11]概言之，性格不合、经常争吵、感情不和仍旧是导致夫妻双方诉请离婚的主要理由。来自人民法院系统的调查报告也证实了上述学者的调研结论。[12]
综上可知，经过３０多年的经济与社会变迁，我国社会中的婚姻关系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具有高稳定的特征。在离婚诉讼中，这种高稳定性表现为离婚主要原因仍为夫妻双方性格不合。新闻媒体大肆渲染的离婚因素，如家庭暴力、婚外情等，并不是导致婚姻破裂的主导性因素。然而，对照《婚姻法》第３２条的规定可以发现，由于坚持“离婚限制主义”立场，婚姻当事人因性格不合而导致感情破裂从而应当终结婚姻关系的这一事由并未被列为法定的离婚理由。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忽视，导致了《离婚法》调整社会关系的预期落空。大量因性格不合导致感情破裂的离婚案件进入人民法院，而《婚姻法》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将判断感情是否破裂的“包袱”扔给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婚姻法》的立法表述与离婚现实的偏离给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带来极大困扰，他们一方面必须在限定的期限内对受理的离婚案件进行裁判，另一方面却在成文法体系中找不到具体的裁判标准，而且事实认定困难。正如俗语所云：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国法官务实地创设了成文法规则所未明确的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合理的不一定是合法的。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还面临着是否与我国既有法律规则体系冲突的问题。按照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法官创制规则仍应坚持在立法者划定的法律框架内，按照立法者规定的法律原则来明确或补充法律规范中的含混和不足之处。这为法官创设的新规则具备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既有民事立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此规则在现有法律体系中缺乏规范根据。事实上，如果将研究的视野放宽至民事诉讼法，我们就可以有一番新发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的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原告在６个月内又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仔细推敲这一规定可以得到如下两个重要信息：其一，对于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案件，在有新情况或者新理由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再次起诉的请求；其二，对于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原告在６个月之后起诉的，人民法院亦应当受理。基于《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所蕴含的第二项信息，离婚诉讼当事人第二次提起诉讼，完全符合既有法律规范的要求，并无任何违法之嫌。而且法官根据现实需要对《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进行创造性运用，即通过６个月期限来辅助判断当事人之间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同样亦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由此，在法官的刻意安排下，《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与《婚姻法》第３２条被重新组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而产生一项新的审判规则——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概言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之产生在离婚诉讼中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同时，该规则本身与既有法律规范体系完全相容，并非法官的凭空创造因而并无违法之处。因此，基于回应现实需求之目的，对于结合既有法律规范所创设的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我们应当承认其合法性。
三、实践逻辑的必然：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合理性分析
对于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学术界亦存在着批判的声音，认为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是法官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产物。贺欣教授就认为：“判决不予离婚已经成为法官最大化个人利益和保护自己的策略……对首次离婚请求判决不准予离婚和对再次离婚请求判决准予离婚同样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增加结案数和降低对法官的不利风险。”[13]
诚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法官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判决，其自身兼有“法律世界中的法官”、“权力结构中的法官”、“社会结构中的法官”这三重身份。
如前所述，“法律世界中的法官”必须依法行事，即使行使所必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乃至创设规则，也都必须在法律所要求的限度内。作为“权力结构中的法官”，他必然会受到科层制司法管理的影响。在过于倚重数字化管理技术的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法官，要最大化自身利益，就必须在审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结案数，并同时注意降低当事人对法官的投诉率和对一审判决的上诉率。在上诉率、投诉率等考核指标的影响下，法官对首次提起诉讼请求离婚的案件，如果判决不予离婚，可以达到快速审结案件、增加审结案件数量的目的。在业绩考核这一指挥棒的指引下，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规避风险，创设并适用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就成为一个理想选择。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由法官所创设的这项“潜规则”为何不仅大受法官的欢迎，而且亦为相关律师和当事人所接受，成为一项在法官、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具有明确共识的规则？事实上，对提起离婚诉讼的原告而言，要成功走出婚姻的“围城”，需要经历两次到人民法院起诉的过程，期间所耗费成本（诉讼时间、精力以及相关费用）比一次诉讼即告成功要高出许多。如果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只对法官有利，而对原告并无实益，那就必然面临来自当事人的激烈反抗。从实际的审判效果来看，这种情形却并未出现。是什么因素让当事人如此“顺从”地接受了这一看似不公平的规则？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信息这一角度进行解释。在婚后的深入接触中，由于得到更多关于彼此的信息，夫妻双方的感情也因此发生变化。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所言，早期婚姻的破裂，经常的原因是“配偶难以相处和价值观念相悖”，更主要是因为婚前对其选择对象的信息掌握不完全与婚后对其配偶的了解进一步加深所产生的落差。[14]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要成功离婚，原告需要向人民法院详细举出足以说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然而，要将一项隐秘的事务显性化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更何况家务事！
在离婚案件中，法官要求当事人收集用于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主要包括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单位出具的书证、相关物证及证人证言等，如当事人双方曾经有过离婚的意思表示，一方书写的字据（悔过书）。其中，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书证是一种主要证据，但应当以邻居之间的证人证言作为佐证。如果离婚纠纷当事人曾通过居民委员会进行过调解，居民委员会为此出具的证明当然可以作为第一手材料。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隐私意识的增强，夫妻双方之间产生的矛盾已经很少要求居民委员会介入并提供帮助。同时，一般的邻居等知情人往往碍于情面不愿作证或者是因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而导致证据证明力较弱，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举证上的障碍导致大量的离婚案件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当事人与法官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对离婚诉讼当事人而言，其对自己与配偶的感情确已破裂处于极为自信的境界，对终结婚姻抱有极高的期待。然而，在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事人无法将相关信息及时、有效、全面地传递给法官。对法官而言，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本身又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加之离婚诉讼处理的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事关感情，隐秘性较大，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这使法官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并由此造成法官的被动。当“难断家务事”的法官面对有争议的离婚案件时，无论是判决准予离婚还是判决不予离婚都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受传统“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观念的影响，法官对判决准予离婚持极为慎重的态度。由此，当事人要求离婚的强烈意愿与人民法院的审慎克制态度形成紧张与冲突的关系。
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法官”他必然也面临着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为缓解当事人要求离婚的强烈意愿与人民法院审慎克制态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克服成文法关于离婚标准规定的不足，也为较好地完成审判任务，法官们创设了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通过适用这一规则，６个月的时间客观上促成了离婚法定条件的形成。具体而言，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当事人往往在第一次起诉离婚时不符合离婚的法定条件或无法提交相应的证据，无法满足夫妻分居时间满２年的要求，分居时间即使满２年亦难以举证。当事人经动员撤诉或判决不准离婚后，经过６个月至１年的时间，客观上促成了离婚法定条件的形成，在第二次离婚诉讼中更易被法院判决准予离婚。进而言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成为填补当事人与审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有效工具。对法官而言，他可以有效地克服“难断家务事”这一障碍，顺利实现对婚姻事实的认知；对当事人而言，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成为她（在离婚诉讼中原告以女性居多）减轻或者替代举证的有效工具。在此情境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创设和运用实现了当事人与法官的“双赢”。
当这一“夫妻想通过诉讼离婚时要起诉两次”的做法由法官经常重复使用时，就意味着它开启了一个规则化、制度化的过程。而“制度是已有社会惯例、结构的存储，通过这种存储我们使集体记忆、表述、价值、规则、标准等外部化，以使它们比我们人类更持久”。[15]显然，当上述做法慢慢成为法官和当事人所接受的司法习惯时，它也就走上了一条制度化之路，尽管这项规则尚未以明确法规范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
四、结语：经验地看待法官创设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行为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创制为“司法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了法律中的一个创造性因素”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16]在笔者看来，可以通过吸收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本身所蕴含的重要司法经验改进我国婚姻立法。例如，可以考虑在离婚诉讼中设立离婚冷静期程序，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第一次开庭后，可规定一定期限（６个月）的冷静期，要求当事人在此期限内认真思考离婚的决定是否妥当并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积极化解矛盾。如果在冷静期结束后当事人仍坚持要求离婚，可根据法律规定和具体情形依法判决离婚。此种立法，有助于减轻当事人的讼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所蕴含的法官智慧为正式规则吸收之前，它还只是一种司法“潜规则”。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非正式性而忽视它的存在。正如苏力教授所说：“法律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用现实生活来说明一个已知的道理，而应当力求、而且完全可能从生活的个案中发现新的观点甚至理论模型。”[17]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为我们展示了法官经验世界的一角。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智慧的法官在制度与事实之间的勾连上有着相当广泛的自主判断空间，而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是绝不可忽视的。
注释:
作者简介：刘敏，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
[1]在笔者所调研的法官中，他们均认为这是我国离婚审判中的刚性做法。笔者将之命名为“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2]Ｓｅｅ Ｐｈｉｌｉｐ．Ｃ．Ｈｕａｎｇ，“Ｄｉｖｏｒｃｅ Ｌａ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Ｍｙｔｈｓ，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３１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２（２００５），ｐｐ．１５１－２０３．
[3]参见叶鹏：《对农村离婚案件的调查与分析》，《中国管理科学文献》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
[4]参见严克新：《离婚案件“二次诉讼”规则的成因及建议》，ｈｔｔｐ：／／ｃｏｕｒｔ．ｇｍｗ．ｃｎ／ｈｔｍ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１０１／１０／６３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５－２２。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
[6]马湘莺：《调解还是判决——关于汨罗市人民法院离婚案件的调解结案率低的原因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法学院，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１６页。
[7]王晓玲：《冲出围城——Ｍ法院离婚案件调查报告》，载徐昕主编：《司法程序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０８页。
[8]张其山：《法官造法的限度及方式》，载陈金钊主编：《法律方法》第７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７６页。
[9]参见吴德清：《当代中国离婚现状及发展趋势》，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８－６１页。
[10]参见巫昌祯：《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页。
[11]参见马忆南：《婚姻法第３２条实证分析》，《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６年春季卷。
[12]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江苏省法院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３１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５页。
[13]贺欣：《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体制制约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冯晓川译，载《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７２页。
[14]参见［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７－４１０页。
[15]［英］马克斯•Ｈ．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王寅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９０页。
[16]［美］亨利•Ｊ．亚伯拉罕：《司法的过程》，泮伟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页。
[1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