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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周永坤著《论自由的法律》

高军
（江苏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常州 213001）


中国法学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经晚清沈家本、伍庭芳及民国时期东吴、朝阳诸法律先贤筚路蓝缕，始初呈一派蔚然之气象，然终因历史变革之缘故而学脉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法律彻底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甚至法学专业一度曾被取消，至于法理学更成了论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尤其法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斗争法学，破除“左”的法学教条主义，在废墟之上重建法学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翘楚，周永坤教授秉承东吴法律传统，一直以无畏的理论勇气、犀利的批判精神、卓越的学术见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特立独行于学界。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坤教授的《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作者从事法理学研究二十多年的一个学术总结，她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中心予以组织，浑然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这是一部见证改革开放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体现作者追求自由、平等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学术心路历程的专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法理学研究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批判法理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新中国的法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患上了严重的“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症，它使法学脱离了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轨道，而只知道从所谓的经典中机械地寻章摘句，最终沦为语录的拼凑和意识形态的打手。法理学研究要取得发展，必须全面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者从投身法理学研究领域的那一天起，即对法律教条主义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首先，作者对作为教条主义法学重要基础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早在1987年，作者便写作《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一文，对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向作为教条主义法学基础之一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以生活方式对法律的作用来证明法律产生的基础是多元的。在另一篇《法律经济决定论评析》一文中，作者从正面对主流法理学基本假设提出质疑，批判了法律经济决定论，并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纠偏的思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纠正了长期以来对马恩思想的误读，并指出经济决定论对立法、法律实施和对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发展的负效应。《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一文中，作者还批判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忽略了主体选择对法律发展的决定作用，指出，无论是内发型还是外发型法律现代化，法学家均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
其次，作者与教条主义法学的另一个基础——“统治阶级意志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教条主义法理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论核心判断是“统治阶级意志论”，它建立在国家本位、阶级本位之上，将法律当成一种国家、阶级现象，对法律的产生、体系、功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教条地从国家、阶级中求解答，这实际上隐含了一幅等级特权的法律理想，成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严重观念障碍。在《法律——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一文中，作者从分析“法律是什么”这一古老的但却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入手，对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法律理性论和法律意志论争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宏观上对理性论和意志论进行比较，批判了统治阶级意志论。同时，通过对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剖析，指出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一方面讲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又说立法者“是表达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认为意志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通过以上论述，作者从根源上向实践中“新意志论”的理论基础提出挑战，进而认为法律是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对于法律的理性和意志问题，必然涉及到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的关系的命题，在《论法律的强制性与正当性》一文中，作者运用历史的、逻辑的、价值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批判了法律强制论，强调指出，在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关系上，法律的正当性高于强制性，只有建立在正当性之上的强制才是法律的强制，否则便是赤裸裸的暴力，正当与否是法律与赤裸裸暴力的分野。
第三，作者还从规范学术批评的视角对法学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针对1990年代中期宪法和法理学界中奉教条主义为圭臬的某些人所掀起的，对不同于传统的学术观点施以政治棍棒的政治批判之风，作者发表《确立学术批评规范》、《坚持实践标准，进一步清除法律教条主义》等论文，提出法学研究中学术批评应当遵循科学的标准，以期推进正常的学术批评，阻止“文革”式批判的蔓延，同时，提出法理学研究必须坚持实践的标准。
二、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刮起了一股势力强劲的法治“本土资源”风。法治“本土资源”说以美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为立论基础，其提出迎合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受到官方的追捧，并在年青学子中颇有市场，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观念的混乱。针对这种现象，在对传统法律文化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首先，作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放到人类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认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程，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被动性、恐惧性；实用性、急功近利；重形式、轻精神；重国家，轻个人”等特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内在冲突。《国家与法律的关系——法文化解读》一文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发进行法文化的探讨，认为西方法律文化是社会主导型文化，其特点是法治和人权。而中国的法律文化从进入国家阶段以来就是国家主导型的文化，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色就是人治与权力。在另一篇《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中，作者较早地运用了公私法文化的分类，指出西方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复兴罗马法的旗号下的私法发展、形成私法精神并进而普及于公法、改造公法、最终形成私法文化的法文化类型嬗变的过程。指出中国发达的公法文化传统，分析了公法文化的现状，提出中国法律现代的目标是完备私法和公法私法化。
其次，作者还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法治社会构建的社会基础。1996年春，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如何实现法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次年，作者发表《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一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核心要求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法律化，就是说，国家应当在社会所确立的法律之下。而国家优位理念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实现法治首先必须确立社会优于国家的理念。针对中国法律国家主义观念盛行的状况，同年发表的《法律国家主义评析》一文从认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上剖析了法律国家主义的危害，指出其所奉行的国家神圣观念颠倒了人与人创造物的关系，使人成了自身创造物的附属品。提出塑造以社会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及法律行为模式的“法律社会主义”。
《吸收古代类法治文化，建设自由法治社会》一文是作者法律文化研究的总结之作。在该文中，针对“法治本土资源”说立论的“地方必知识”基础，作者认为，法治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承认法治的普适性理念和制度，不承认普适性的价值和制度就谈不上法治。同时，作者认为正像一切理解都难免具有片面性一样，将中国社会看作人治社会，将西方主流社会看作法治社会也必然会遗漏掉许多重要的知识。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类法治”的概念，指出中国古代人治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零星的类似和接近于西方法治精神的文化。对于传统类法治文化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的问题主要是偏执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类法治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可以作为西方现代性问题的“缓解剂”，但也就是仅此而已。21世纪不可能是东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的主流文化只能是西方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又不是纯西方的，而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古代类法治文化给我们的智慧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遭遇，在于从类法治文化的消亡中体悟到太多的东西，所以应当对传统类法治文化加以改造以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所用。
三、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从法理角度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
与一些所谓的“关在书斋里，一个劲地抽烟猛想”的学者所不同的是，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法理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作者治学的一贯风格。
1.作者一直关注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我国改革开放后变法过于频繁，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的随意很大，由于30多年的人治积习，加之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坏规矩”为特色，法律的难行便于改革开放同在，而公民守法状况则更是普遍堪忧。针对这种现象，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作者陆续发表《法的稳定性》、《守法论》、《法的实现相关要素分析》、《宏观调控的法治化》等论文，对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999年，作者发表《法的安定》一文，在学术界比较早的提出了“法的安定”的概念，并全面地分析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及要求。
2.作者高度关注司法实践，努力促进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合理化，推进司法公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冲突》、《效力冲突与法律选择》、《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一系列论文中，作者提出在我国应当建立司法规范审查制度、赋予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还通过对婚内强奸案、组织“男男卖淫案”等具体案件的分析，澄清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带有导向性的错误观念。而在《正义的成本与法治》、《定罪量刑不亦考量民愤》等论文中，作者指出正义的实现必须要考虑成本问题，以及民愤具有主观性、非理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如果以民愤这样的非理性的成份来左右司法，其结果不但破坏了法律，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降低了司法公正。另外，针对当前司法系统片面重视调解，甚至导致强制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的现象，作者在《法治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文中指出，有利于自由的司法只能是法治的司法，人治的司法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的自由，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四、对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法理学学科的真正独立，以及法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都建立在科学的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作者对这两个方面研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作者对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代表了学术界最高的成就。长期以来，法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对法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特别是对法律责任及诉权的研究，从理论深度上来看，迄今为止，均代表了法理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
2.作者对法理学方法论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一文中，作者批判了传统法理学“统治工具论”中反价值基础，对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问题系统地作了历史的、实证的考察和疏理，从价值研究在法学史的存在与发展样态，理解负责任的法学应当是追求自由的法学。在《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中国法理学缺乏本土文化支撑、学术积累不厚且又缺乏反思精神，面对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其危机是显然的，作者将其形象地喻为“青春期危机”， 指出渡过危机必须实现“从‘规律学’到‘规则学’、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从中国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等8个方面的变革。
结语：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在唯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我国法理学以描述实在法即“法律是什么”、追求法律规律为目标，对应然法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缺少应有的关注，这导致了法律理想的缺失。作者自从事法理学研究以来，始终为构建自由、平等的法理学而上下求索。在作者的上述研究中，均贯穿着自由、平等的学术追求。此外，作者还发表了一系列集中体现作者法理学价值追求的论文。在《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一文中，作者从人类知识体系定位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法学在学科体系分类中属于规范学科，它的目标是寻求达于善，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所谓的规律。另外，作者还在《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世界法与法的世界化》等论文中，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对中国法理学进行了研究，以期确立法理学自由、平等的价值定位。同样，也正是基于全球的视野，并基于从西方法律思想史角度的考察，作者在《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一文中，探寻了法治的历史之源，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上是法治的，提出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的正确论断。


本文已发表在《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转引请注明出处,谢谢!

成功的有罪辩护

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董振宇 电话：13785602135

公诉机关认定基本事实：

2007年4月27日晚10时许，被告人孙炳接其内弟新伟电话称：其岳父新广在南孟镇小学门口被人打伤。而后孙炳打电话纠集王红（在逃）到现场去，自己也驾车赶到现场，然后被告人孙炳拉其岳父辛广玉去医院看病，被告人新伟骑摩托车去找打他父亲的人，当在**医院附近找到何阳等人时，立即打电话告诉了被告人新江，于是王红驾车携带木棍、砍刀等凶器与新江一起赶到何阳处，在被告人新伟的指认下，新江用木棍朝何阳打去，被别人挡住，王红用砍刀捅了何阳肚子一刀，何阳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王红又用砍刀朝其后背砍一刀，然后驾车逃离现场。被害人何阳因被锐器伤及下腔静脉造成大出血死亡。

孙炳、新江、新伟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

我们接受委托后，庭审中提出新伟系从犯，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判决新伟有期徒刑4年。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新伟家属的委托，被告人的新伟的同意，指派贾俊清律师和我担任其一审的辩护人。首先作为辩护人对给死者家属带来的伤痛深表理解和歉意。这种不幸的发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在被告席上的新伟都不愿看到的。我们也相信，通过今天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能够给死者一个公平的交待，能够给被害人的家属一个合理的答复，能够给被告人一个公正的判决。通过认真研究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新伟、结合法庭查明的案件事实，我们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下面就有关量刑情节及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关于事实认定方面，有三个细节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

公诉机关起诉书认为：“被告人新伟骑摩托去找打他父亲的人，当在南孟镇医院附近找到何阳等人时，立即打电话告诉了被告人新江，于是王红驾车携带木棍、砍刀等凶器与新江一起赶到何阳处，在被告人新伟的指认下，新江用木棍朝何阳打去”。此认定，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

1、新伟找何阳的目的是问谁打的他爸爸，找何阳的原因是他爸爸被打时，何阳在场。

新伟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三页第17行，新伟供述“我问谁打的我爸爸，我三哥说何阳跟打你爸爸的人在一块呢。我就又回家找何阳的电话去了，找到之后我又回到小学用我大哥新江的手机给何阳打电话”。第四页地16行，侦查员问：“你找何阳干什么？” 新伟答：“想替我爸报仇，问他谁打的。”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被告人新伟骑摩托去找的是“何阳”。而“何阳”不是“打他父亲的人”这一点，从公诉机关起诉的证据材料来看，被告人新伟是知道的。

2、新江、王红的犯意不是新伟引起的。

新江第一次讯问笔录第四至五页 “在学校门口，当时我姐夫已经送我爸爸去医院了，我们想去何阳家找何阳，王红从他车的后备箱拿出两根棍子给我说去村里掏他们去” 侦查员问：“ 掏他们是什么意思？” 新江答：“打他们，替我爸爸出气”。侦查员问：“后来去了吗？” 新江答：“没有，我们听说何须他们坐车走了，就没去”

另庭审中查明：三被告始终没有商量过。王红给他棍子在新伟打电话告诉何阳在网吧门口之前。以上证据说明，新江、王红想打何阳的想法产生在新伟打电话之前，新江、王红的犯意不是新伟引起的。

3、认定“在被告人新伟的指认下，新江用木棍朝何阳打去”没有证据证明。所谓“指认”的含义是指出、确认，是从不认识的人当中把要找的对象指出来。通过法庭调查，新江认识何阳。

在证人章标的第一次询问笔录第四页第13行，问“新伟当时说话和打架了吗”答“新伟在他哥哥动手之前说了一句 ‘先别打’”

在证人程浩的询问笔录第二页倒数第2行，“新江拿着棍子就要打何阳，新伟拦了一下，新江就绕到我们侧面拿着棍子打何阳，我挡了一下，棍子打在我后背上。”

新江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五页第6行，问：“你拿棍子打谁了”答：“我下车后看到何阳和另外两个人，我以为他们打了我爸爸，我就拿棍子打了其中一个人，我打的那个人个挺高、挺魁梧，后来，我弟弟就拦着我，我弟弟说打错了”

公诉机关起诉的上述证据材料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新伟当时的语言、行为是在阻止新江打何阳。

所以,我们认为: 本案对新伟的指控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起诉书中的表述方式，夸大了新伟在本案中的作用，加重了应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公诉机关起诉认定“孙炳、新江、新伟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是不妥的。我们认为新伟在整个案发过程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新伟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请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本案的案发过程：

在辛广玉被人打伤后，被告人孙炳、新江、新伟都来到南孟小学。之后，孙炳送辛广玉去医院；而后，新伟的母亲让新伟去医院看看父亲辛广玉；被告人新江误以为是何阳打伤的他爸爸（新江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五页第6行，问：“你拿棍子打谁了”答：“我下车后看到何阳和另外两个人，我以为他们打了我爸爸，我就拿棍子打了其中一个人，我打的那个人个挺高、挺魁梧），新江在新伟离开后，去何阳门脸找何阳；没找到，而后回到小学同王红商量去村里掏何阳，为爸爸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