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的复函
1990年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
（1990）内法经请字第1号、（1990）鲁法（经）函字第41号关于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双方当事人于1988年2月9日在海拉尔市签订的木材购销合同上写明的“交货地点：济南局宜都站”，应视为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的特殊约定。青州市法院（宜都现改为青州）和海拉尔市法院对本案都有管辖权。鉴于双方当事人均不在青州，合同又未实际履行，海拉尔为合同的签订地，又系被告所在地，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指定由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管辖此案。寿光县人民法院应当将此案移送海拉尔市人民法院。
附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地域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区海拉尔市人民法院于1988年11月19日受理了山东省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同年11月31日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又起诉到山东省寿光县人民法院，寿光县法院也立案审理。对此案管辖争议，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经与寿光县人民法院协商未成报告我院。经我院审查研究认为：此案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海拉尔市，且原告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向海拉尔市法院起诉在先，故此案应由海拉尔市法院管辖。根据有关规定，我院与山东省高级法院进行了协商，未成。因此，特向你院报告此案情况，请求你院指定管辖。
1990年3月27日
附二：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审查情况报告
一、基本情况
海拉尔市人民法院于1988年11月19日受理了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同年11月30日寿城物资公司又起诉到山东省寿光县人民法院，寿光县法院也立案审理。对此案管辖问题，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经与寿光县人民法院协商未成，报告我院。经我院审查，研究认为：此案应由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我院于1989年9月30日致函山东省高院，进行协商。山东高院于1989年12月15日复函我院，认为寿光县法院管辖审理此案并无不当。海拉尔市法院于1990年2月21日报请呼盟中院请求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呼盟中院遂于1990年2月24日向我院上报了“关于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指令管辖的请示报告”并请求我院报请最高法院指定管辖。
二、审查情况
（一）关于合同的签订地问题
1988年1月26日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业务科长王继民持所在公司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来海拉尔市，于同年2月9日在海拉尔市一工业供销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于2月10日经海拉尔市公证处依法公正。
关于合同签订地，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在海拉尔市签订。
（二）关于合同的履行地问题
呼伦贝尔盟两级法院认为：合同履行地也在海拉尔市。理由：
1．合同明确规定“需方来人监装验收”明确了产品所有权转移地。
2．木材是国家规定的代运制，故应以产品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
山东省二级法院认为：合同履行地在山东。理由：合同规定“供方保发到站，交货地点：济南局益都站”（系送货制），故应确认合同的履行地在山东省。
经审查：双方当事人于1988年2月9日所签合同规定：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供给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落叶松原木2000ｍ3 单价430元，总款数860，000元。质量标准：执行林业部原木标准；验收方法：需方来监装验收，按林业部门规定验收；包装规定，供方负担全部；运输交货方法：供方保发到站；交货地点：济南局，宜都站；到货地点：山东省济南局宜都站；货款结算：每月5日前款到报请下月运输计划。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1988）20号“关于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精神，我们又专门走访了呼铁局及内蒙古林业局，查实：本案的落叶松原木属国家木材资源，根据林业部林发（护）（1985）41号文件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发（1983）215号文件规定：林区发出的木材，除国家统一调拨的以外，必须持有木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件，而内蒙古自治区对大兴安岭林区各林业企业及呼盟、兴安盟所属国营林业局生产的木材运输要求是必须持有主管部门的调拨通知书或调拨计划，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运输。简而言之，本案的木材运输，也必须按国家规定的送货办法送货。因此根据前述最高法院批复，该案合同的履行地为产品的发运地，即内蒙古自治区。
至于寿光县法院提出此案合同是送货制，故产品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忽视了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所限定的“不属于国家规定的送货办法范围的”。
再者，合同明确的交货地，到货地均为济南局宜都站，退一步讲履行地也不在寿光县。
三、该案应由哪个法院受理
山东省高院是根据寿光县法院的报告认为此案应由寿光县法院受理，而寿光县法院认为此案应由他们继续审理的理由是：
1．海拉尔市法院收到的起诉状，是原告业务员在未取得原告法定代表人授权，基于其他原因递交的；
2．此诉状，当事人不明确，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不符合起诉条件，不能作立案受理；
3．海拉尔市法院在接到诉状后未在7日内作出立案决定；
4．海拉尔市法院要将此案与另一个案件合并审理是不当的。
就此，我们认为：此案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海拉尔市，故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海拉尔市法院管辖。
至于原告在向海拉尔市法院起诉及海拉尔市法院在受理上手续是否完备等问题，属工作程序问题，不能以此为据否认海拉尔市法院对本案享有的管辖权。也不影响寿光县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将此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海拉尔市法院审理。
关于寿光县法院提出的，此案海拉尔市法院要与另一经济案件合并审理不妥的问题（即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诉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我院已于1989年11月3日明确批复呼盟中院将两案分案审理。
四、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1988）20号批复，及木材运输方面的有关规定，海拉尔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享有管辖权。
鉴于此案我院与山东高院协商未成，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精神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特此报告。
1990年3月21日
附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寿光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管辖问题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
你院1990年5月8日转来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地域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材料，我院收悉。关于我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问题，我院责成寿光县法院写出报告。我们认为寿光县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现将寿光县法院的报告呈上，请审查。请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指定管辖。
1990年6月5日
附四：寿光县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的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法院提出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的问题，现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和我院受理该案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988年2月9日原、被告签订购销木材合同一份（附合同书）合同规定：海拉尔工业供销公司供给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落叶松原木2000立方米，单价430元，总货款860000元，质量标准：执行林业部原木标准；验收方法：需方来人验收检装，按林业部门规定验收；包装规定：供方负担全部；运输交货方法：供方保发到站；交货地点：济南局益都站（双方对交货地点有特别约定），实际交货地点为寿光站（附益都火车站证明）；货款结算：每月5日前款到报请下月运输计划；违约责任：双方如有违约，按成交额10％处罚罚金。合同签订后，因供方不执行合同，双方发生纠纷。
二、我院受理该案的情况
1988年11月30日原告向我院提出起诉（附11月30日诉状），我院经审查认为：该案合同的交货地点双方有特殊约定，履行地为济南局益都站，实际为寿光站，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八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履行地的有关规定，我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决定受理此案，于同年12月2日向原告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并预收了案件受理费（附我院受理案件通知书，预收案件受理费单据，立案审批表）。
我院受理该案后，委托海拉尔市法院向被告代为送达法律文书，海拉尔市法院复函我院“被告拒收，将该案与另一个案件合并审理”，将我院委托送达的法律文书全部退回。（附海拉尔法院信函）
三、海拉尔市法院要合并审理的另一案的情况
原告业务员王继民、程晓波于1988年9月2日与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业务员曲根全（实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法定代表人、业务员均相同）在哈尔滨签订木材购销协议一份（附协议书，协议签订时间为9月2日，兴海贸易货栈诉状上写的是8月27日与协议签订时间不符）协议规定：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供给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白松原木500立方米，价格550元，由供方办理铁路运输手续，发运到需方指定地点（即山西省临汾、山东省桓台）铁路费用需方负担，于1988年9月15日发完，双方在哈尔滨验货，款货两清。协议签订后，曲根全将货款28万6千元汇给与原告有业务关系的哈尔滨电控厂帐户上，但因其他原因，致使协议未能履行，原告将木材发回潍坊三车（附证明）其余退货，曲根全要求退回货款，王继民、程晓波提出前一合同欠款问题，双方未达成协议，为此，海拉尔市法院、公安局联合办案组将原告两业务员在1988年11月7日、11月11日以诈骗罪分别拘留，羁押在哈尔滨（附哈尔滨看守所证明），晚上关押，白天将业务员提出为其追款，追回货款8万6千余元，1988年11月15日将程先行放出，将王继民作为人质带回海拉尔市，继续拘禁在招待所内，后转收审。程晓波为证实王继民不属诈骗而确有经济纠纷，在未经法人代表授权委托的情况下，用自带加盖公章的空白信笺，于1988年11月19日向海拉尔市法院、公安局递交了当事人不明确、诉讼请求不具体、无诉讼标的额的诉状（附11月19日诉状）。海拉尔市法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作出明确答复，至今原告也未收到立案受理决定书。王继民被带回海拉尔后先拘禁在海拉尔招待所，后关进看守所，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多次向有关单位控告反映，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给予协调未成（附最高人民检察院信函）。海拉尔市公安局于1989年1月30日以王继民确有诈骗行为，但被收审人王继民所在单位与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有经济纠纷，解除了对王继民的收审（附决定书），将案件移送给不具有管辖权的海拉尔市法院。我院委托海拉尔市法院代为送达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律文书时，海拉尔市法院才声称两案合并审理。
四、该案应由哪个法院受理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认为该案应由海拉尔市法院受理，其理由是：
1．原告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向海拉尔市法院起诉在先。
2．该案的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海拉尔，只能由海拉尔法院管辖。
我院认为：
1．合同的交货地点是双方在合同中特殊约定的，履行地为济南益都站，实际为寿光站，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八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履行地的有关批复，我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
2．原告业务员向海拉尔法院递交的诉状是未经法人代表授权委托的情况下递交的，后也未经过法定代表人的追认（附原告证明）是无代理权限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根本提不起民事诉讼，起诉在先无从谈起。
3．寿城物资供销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有委托书委托王继民，但没有委托程晓波代理解决纠纷，海拉尔市法院所持的法人委托书和诉状足以看出，委托书是委托王继民，不是程晓波，更说明程晓波无代理权，况且王继民的授权委托书是海拉尔市公安局搜去后移送给法院的，不是王继民主动递交的。
4．海拉尔市法院所持原告的诉状，当事人不明确，没有诉讼标的额，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亦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根本不符合立案原则。
5．海拉尔市法院就是接到无代理权人递交的诉状后亦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在7日内作立案决定，而我院1988年12月2日受理的案件，海拉尔市法院曾代为送达法律文书，并回函称与海拉尔市公安局于1989年1月30日移送的该院无管辖权的案件合并审理，显然，海拉尔市法院对该案并没有受理。
6．海拉尔市公安局于1989年1月30日将第二起纠纷移送给海拉尔市法院，该纠纷的协议签订地是在哈尔滨，履行地是山西的临汾、山东的桓台（附王继民、程晓波的询问笔录）海拉尔市法院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应该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
7．我院对第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并且已在审理中，应由我院继续审理。
8．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为了便于审理、便于执行，第二起案件海拉尔市法院应移送我院审理。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我院对寿光县寿城物资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享有管辖权，应由我院继续审理，对于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诉寿光县寿城物资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海拉尔市法院应移送我院审理。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1990年5月20日
“信义层级”视野下的股东知情权若干实务问题探析
徐贵勇 陈震
【摘要】
基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双向信义关系提出股东知情权的“信义层级”理论。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接合我国现行《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及其不能的救济在司法实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诸如：知情权的范围、享有知情权的主体资格及诉讼主体资格、股东知情权诉讼中的期间、保全与执行、如何避免股东知情权的滥用等重大疑难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股东知情权； 信义层级； 救济； 诉讼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其难以准确、及时地掌握公司目前的运作状态的相关信息，其利益实现有可能陷入极大的不利的境况之中。因此股东惟有对公司状况有较全面、客观的了解，才能有效行使其诸多权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董事会、控股股东①及实际控制人对股东权益的侵害并予以积极的方式进行救济。自新《公司法》②实施以来有关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案件明显增加。虽然新《公司法》较旧的《公司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加强了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然而对知情权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严谨、规范的逻辑体系，对知情权的设置、内容、行使方式、保护及其限制等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留有许多空白。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不好把握。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股东知情权的法理分析
（一）股东知情权的属性
股东知情权是指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重要文件和重大事项知晓和了解的权利。[1]从中可见股东知情权并非是股东所享有的单一权利而是由查阅公司章程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权、查阅董事会会议决议权等一系列权利构成的权利集合体。与权利集合体相对应的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义务集合体。③
1．股东知情权具有共益权的属性
第一，股东知情权是共益权。通常依照权利行使的目的我们可把股权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其中自益权即专为股东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主要指股东从股份直接获得利益的权利。共益权即股东既为自己的利益，同时又为公司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主要是指股东参与管理公司的权利。[2]有学者以知情权的行使手段与自益权相一致为由认为知情权是一种自益权。[3]但笔者不这样认为，我们知道知情权主要表现为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决策的参与主动或被动接受、获取公司相关信息。从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角度考虑。股东知情权则集中体现为股东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将股东知情权理解为一种共益权更符合实际情况。另外，股东了解相关的信息，也可以为公司的发展献计献策，从而参与到公司经营中去，促进公司的发展。
2．股东知情权具有固有权的属性
第二，股东知情权是固有权。在《公司法》中依据权利是否为法定将股权分为固有权与非固有权，其中固有权又称不可剥夺权是指由《公司法》直接赋予股东的、不得以章程或股东会决议予以剥夺或限制的权利。反对对固有权加以限制的行为均为违法行为，股东可依法主张其权利，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4]就股东知情权而言主要由《公司法》的直接规定而产生。如：《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九十八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从中可见股东知情权是一种固有权，任何对股东知情权加以法律以外的限制的做法都构成违法。笔者认为知情权类似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随意的加以剥夺。而现实中对股东知情权随意剥夺是严重存在的，因此，强调股东知情权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股东知情权属性的现实意义
第一，从共益权的属性来看。我们知道现代公司制度实质上是一个包含多个利益主体、存在多种利益冲突的驱动机制。其中较为突出的利益冲突表现为：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者即公司董事、董事会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公司本身的利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股东在行使知情权的时候其主观目的具有多样性，其可能出于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为公司的利益。将股东知情权定格于共益权的范畴有助于我们从法理上理解为什么要对股东行使知情权予以必要的限制。其立法理念在于股东作为经济人，被法律假定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具有强烈的自利性。因此股东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他完全可以放弃股权甚至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如利用股东知情权为公司竞争者提供信息，侵犯公司的商业秘密等。因此必须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才能保护股东利益和促进公司的发展。
第二，从固有权的属性来看。在现实中，有些公司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的行使做出了种种规定。公司章程在公司中被誉为“公司小宪章”。由于《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因此有必要在公司章程中对股东知情权予以细致地补充，使其具体化、规范化、明确化，以符合不同公司的实际情况。因此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做出具体规定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基于知情权是一种固有权，因此要对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对股东知情权做出的具体规定作一个法律上的评价。笔者认为凡是以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或其它形式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设定比《公司法》规定更为严格的限制时，这些超过限制的规定无效。在一些法院的判决中也印证了笔者的看法。④以上，笔者分析了股东知情权的特征及其现实意义，这只是表象特征，同时还必须从股东和公司的信义关系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股东知情权信义层级体系来深入地了解和理解这一问题。
二、股东知情权信义层级体系的构造
（一）股东与公司的法律关系
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这一述语源于英国衡平法，它是指当事人之间基于信托关系而产生的义务。[5]一般意义上理解信托关系基于委托人将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以一定的方式处分财产，并将财产收益交给委托人所指定之受益人。受托人一般的权利是受托标的物的出售、出租、投资等营利性的经营；其一般的义务是向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照管好别人的财产，并本着“诚实”和“信用”将委托财产的收益交给受益人。
根据上述信托原理，笔者认为，公司是股东财产的受托人，公司股东既是公司财产的委托人又是公司财产的受益人。公司作为股东财产的受托人，享有法定的法人财产权。其法人财产权与股东财产的所有权具相对独立性。因此股东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信托关系。
（二）信托关系下的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双向信义义务
1．公司对股东的信义义务
由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一旦出资后，就丧失了对出资财产的直接取回及相关权利，股东只能主张股权以及剩余财产分配权。一方面股东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其难以准确、及时地把握公司目前的运作状态。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其利益有可能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作为受托人的公司，其本身也具有自己的利益，同时加上公司经营者的利益，难免会偏离对所受托的财产本着“诚实”和“信用”妥善经营公司，为股东谋取利益。因此公司必须对股东负有信义义务，而且这种义务的要求程度较高。
2．股东对公司的信义义务
有权利就有义务，作为公司的股东而言，对公司也负有一定的信义义务。特别是在我国新《公司法》采用注册资本分期缴纳的情况下，股东对公司最大的信义义务就是按时、按要求完成出资。在履行股东的各项权利时也应当本着“诚实”和“信用”。
（三）股东知情权双向信义义务的思考
就股东知情权而言其双向信义义务尤其表现得十分突出。
1．就公司承担的有关知情权的信义义务，本要基于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双方在知情权提供、获取实际地位的不平等性。股东对知情权的客体没有直接参与制定，而与此相反公司在置备相关文件时，其具有完全的优势地位。公司可以基于本身的利益或经营者的利益随意编制不真实的财务报告或其它文件。从而损害股东利益。
第二，信息不对称。股东虽然作为公司的发起人、投资人,公司利益的最终享有者。但是对大多数股东而言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使得股东在获得期待利益的过程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其利益实现可能陷入极大的风险中。只有当股东准确及时地知晓公司或董事的经营信息后,才可能防止董事会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以及于事后及时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从而保障自己的预期利益的实现。因此，公司应当本着“诚实”和“信用”编制、提供相关文件，供股东查询。
2．就股东承担的有关知情权的信义义务，本要基于以下思考：
第一，股东投资目的唯利性。使得他们在行使知情权时过多关心公司行为所能带给他们的利润。只要有利润的驱使,股东会不计公司的长远利益,甚至以牺牲公司的利益为代价。
其二，股东为了确保既得利益的实现或为了决定未来的投资策略，在需要获取公司经营管理的信息时，会采取各种不惜扰乱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方式甚至违法的方法。这必定损害公司或董事(会)的利益。
其三，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股东心怀恶意，或为了出卖商业机密牟取利润，或为了利用商业秘密服务于股东从事的或持有股份的竞业公司，而去获取相关信息,这样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很可能成为损害公司业务、扰乱公司经营、泄露公司秘密的一系列行为。[6]因此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应当本着“诚实”和“信用”。这也是法律对股东知情权做出必要限制的法理依据之所在。
（四）股东知情权信义层级的分析
1．股东知情权的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通过《公司法》给公司附加积极作为的义务，而使股东享有的知情权。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公开其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重大诉讼，在每会计年度内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以募集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公司应主动依照法律和章程规定向股东呈递或公开公司的经营信息和相关的财务信息。该类义务直接来源于法律和章程的规定，无须股东事先请求，这是一种非依请求而由公司单方完成的法定(约定)义务。依照上面的论述公司在履行该积极作为义务时须负有信义义务即所提供的信息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全面。与此相对应股东也应当本着信义义务的要求向公司及时提供联系地址。自行承担因股东自身的原因而增加的费用。
第二层面，通过《公司法》直接赋予股东知情权。《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其中公司负有一定的协助义务。与此相对应股东也负有相应的义务。如：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时须出于正当的目的，且应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
第三层面，通过法律赋予股东知情权行使不能的救济权。当股东无法以前面两个层级实现其知情权。《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2．信义层级体系下的股东知情权
股东知情权三个层面是由信义层级体系决定的。对于股东知情权而言，股东和公司都负有信义义务。在理想状态下，公司和股东都按照信义义务的要求，诚实、信用地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在一个公司治理结构优良、公司透明度较好的公司中股东知情权能得到公司的充分尊重和保障，与此同时股东也能从公司的良好的业绩中获得利益。在这种理想状态下，股东与公司的信义达到最大化，公司得到持续发展，股东能够获得利益或虽然暂时没有可分利益，股东也能够对公司完全信任。在这个层次上谈股东知情权的实现及其保护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然而现实和理想状态存在一定差距，公司本身作为一个多元利益的集合体而存在。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者即公司董事、董事会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公司本身的利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不断地发生交锋，在交锋中，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义义务有可能发生扭曲和变形，以至于股东与公司信义的完全背离。股东不得不依据公权的介入才能实现自己的知情权。下面就结合股东知情权行使的三个层面，来谈其中的信义层级。
第一，股东与公司之间信义关系——信赖层级
在股东知情权行使的第一个层级中。公司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完成自己的积极作为义务。而且在完成这些作为义务的过程中尽了最大的诚信义务。与此同时股东也积极履行其协助义务。在这个层面上将股东与公司相互之间的信义度较高。股东的知情权能够通过此层面获得充分的保障。
第二，股东与公司之间信义关系——怀疑层级
当公司不履行第一层面的信息呈递义务，或者说公司履行呈递义务不适当即公司未按前述规定未完全履行其信义义务，股东对有关呈递信息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此时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义便出现了扭曲和变形。一方面公司有可能在信息呈递中弄虚作假，或者对股东知情权给予法律之外的不当限制，或者没有合法理由阻却股东行使知情权。另一方面股东也可能基于不正当的目的而滥用股东的知情权。当股东的知情权行使屡次遭到公司拒绝，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信义逐渐走向对抗和对立。
第三，股东与公司之间信义关系——对抗层级
当股东不能借助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充分实现自己的合法知情权的行使时或者公司为了最终阻止股东知情权的滥用时，双方的信义关系严重对抗公司内部不能解决，股东或者公司就不得不借助公权的介入来解决知情权纠纷。进行司法诉讼，基于股东的不同诉讼请求，可将知情权诉讼分为：请求公司允许其查阅（复制）有关文件之诉（当然这里的文件也包含公司依法呈递或公开义务的文件）、请求公司依法履行呈递或公开义务之诉等诉求。至于公司阻止股东知情权的滥用也在前面两种诉讼中由法院予以裁决。从中可见股东知情权诉讼表现出股东与公司信义的对抗和分离。其诉讼性质是一种侵权之诉。⑤
当然上述三个层级的分析，由于司法实务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并不是一层不变的，有时也可以相互之间转化。因此有必要结合信义层级来分析当前处理股东知情权若干实务问题。
